生命里那个遥远的故乡

故乡其实是父辈的故乡，我至今没有回去过。小时候在石油基地上学，一天下午回家，姐姐兴奋地说：“老家的姑姑来了。”老家？故乡。我怀着好奇跑回家，看到一位头戴月白色纺织帽，裹着脚，满脸皱纹，皮肤黑红的一个乡村妇女，这就是老家来的姑姑。我机敏的把家里扫视了一遍，没看到希望的东西。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，买什么都是定时、定量、定票。我想象着姑姑能像电影里的亲戚一样，给我们带来红枣、苹果、花生或者鸡鸭鱼肉什么的。可是，她干瘪的行囊里面好像并没有我所想要的东西。姑姑说着“难听”的老家话，身上散发着一种稻草熏着灶膛的味道。奶奶忙着把仅有的白面擀成面张，给姑姑做臊子面。那时候，做一顿臊子面是一件非常奢侈的事情。为此，奶奶不惜“扫荡”了家底。由此我对老家，对未曾谋面的故乡，产生了一种抗拒心理。父亲坐在小板凳上，亲热地跟姑姑唠着家常。询问生产队里的收成，打听发小尕虎云的景况。家长里短的这一切，跟我没有一点关系。我帮奶奶拉风箱，心不在焉地听她讲老家山上野草莓的香甜、狼毒花的美丽，还有洮河的清澈、原始森林的茂密，听古今一样漫长。故乡在陇西山区，不是一般的偏僻落后。母亲至今还忌惮洮河上的独木桥，嫌弃包头缠脚的陋习。我记事起，就生活在宁夏一个叫大水坑的沙窝子里。长庆油田会战之初，条件艰苦。除了窗台上罐头瓶泡着的白菜花、萝卜花，偶尔能见到的也只有沙窝子里的喇叭花。至于奶奶提到故乡的一草一木、每一个人物，甚至那个连照片都没见过的爷爷，好像都遥远得跟我没有太大的关系。故乡，远在奶奶的讲述中，远在母亲的回忆里。很快，奶奶跟着姑姑回了老家。老家有另外两个姑姑，还有爷爷的坟。奶奶回去以后，父母每月除了还债，还要从所剩无几的工资里挤出二三十块钱给奶奶寄去。家里除了钱粮紧张以外，布票、棉花票、粮票等等一应票证都要紧而又紧地节省下，等奶奶回来。奶奶每次都是穿着新衣、背着棉被回老家，却又空着手回来。母亲又要重新给奶奶做棉衣、棉被。过年的新衣没指望不说，我们的棉被、棉衣裤又要被扒掉一层“皮”。奶奶去世了，因为通讯和交通原因，老家也没有人能赶来看一眼。从此以后，我对落后的故乡，又产生了一种厌烦情绪，想着能远一点或再远一点，更好。乡村通邮后，父亲和老家的通信多起来。每每接到老家的书信，提到农时农事，我也能跟父亲聊两句。那时，父亲总会津津乐道地跟我讲他小时候种地、放羊、挖药、唱花儿等属于故乡的快乐往事。讲当归、党参的种植和采摘储存，讲山间夜路上与野狼的斗智。父亲的严厉在故乡回忆中变得和蔼可亲，那双粗壮的手也变得温暖柔和了，就连我一向讨厌的纸烟呛人烟雾，也幻化成了故乡飘逸曼妙的雾霭和炊烟。故乡，在这烟雾缭绕间逐得触手可及，我似乎又闻到了姑姑身上的烟火味儿了。父母退休搬到银川市，住进了风景如画的石油小区。一个周末，我刚踏进家门，那种曾经熟悉的烟火味唤醒了我的记忆：老家来人了！沙发上坐着几个脸膛黑红、穿着现代的年轻人，操着乡音正跟父亲聊着家常。父亲已不太纯正的乡音，流露着喜悦与激动。表哥表妹们带来了野生当归和党参，还有许多老家的特产。当表哥把自己制做的野草莓罐头放到我手里的刹那，浓重的乡音直入我的心头，“甜得很，你尝下。”我的心颤抖了，同样淳朴的笑容、同样熟悉的乡音、同样熟悉的味道、同样温暖舒畅的阳光，奶奶也曾讲起老家山上的野草莓很甜。